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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24-04-30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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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金一虹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4-04-26 00:00 


专题导言


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


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


鸣谢


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劳动社会保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父权的式微——江苏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女性叙事与记忆》等。




内容提要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


劳动性别分工 蓄水池机制 动员模式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相关统计资料；（2）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那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文章；（3）作者本人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包括：N市郊区2个原“铁姑娘队”的队长和3个做过铁姑娘的老知青，N市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的5位成员，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的指导员、队员及现油田工会主席、女工部长等；（4）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全国妇联有关文献及一些省、部门的《劳动志》《妇女志》；（5）报刊杂志发表的当事人回忆文章。此外，还有笔者本人曾作为铁姑娘班副班长的亲身体验。


 一、背景与问题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是50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文化革命年代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60、70年代再向前延伸，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性别结构之形成和变化。


蒋永萍在一篇对5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回顾和反思的文章中，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妇女就业按就业机制分为三阶段：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计划就业阶段和80年代后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过渡阶段。（蒋永萍，2001）


蒋文把1949—1957年称为“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是有充足理由的。虽然这一阶段妇女就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此时由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就业机制尚未成型。以1952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不过60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就有58.2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邓颖超，1952）。政府鼓励妇女普遍参加社会生产，是在*的1958—1960年，这也是蒋文称为计划就业的第二阶段。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1957—1960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从328.6万增至1008.7万，增长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劳动部，1987）。这样巨大的变化，只有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才能发生。


在这一阶段，女性就业的领域也不断拓宽，遍布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建筑工程中首次出现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如新华社1959年一则电讯所称：“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新华社讯，1959）《劳动》杂志在1960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仅1958年就有5500万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工的劳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了，过去没有女工或女工极少的冶炼、机械、化学、基建、交通运输等行业，现在都有大批妇女参加”（杨之华，1960）。



图为金茂芳驾驶拖拉机的形象，是1962年第三版人民币一元*上女拖拉机手肖像原型之一。[图源：news.ts.cn]


中国劳动用工计划分配机制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大约是从*全民办工业、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成型的。女性进入各个行业不能不说与这一统配机制有关。1958年，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就业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61.02%是集聚于工业部门的，而以往这个比例不过30—40%——说明大量新增女性劳动力是由国有部门吸收的。


另一个特点是，进入工业领域的女性大量涌入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妇女进入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部门是得到政府明确鼓励的——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撰文要求劳动部门：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他举例说：“……旅大市纺工系统妇女劳动力占44%，轻工业系统占33%，重工业系统10%左右，这个比重还可以扩大。”（马文瑞，1958）哈尔滨市劳动局副局长更明确说：“……她们不仅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轻工业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基本建设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张琢琨，1958）。再以全国建筑业为例，1957年女职工比例为9.6%，以后逐渐提高，到1982年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22.5%（蒋永萍，2001）。妇女较多涌入重工业部门是基于中国以重工业带动工业化的政策背景，所以全国妇联强调，妇女是“为了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参加了过去从来没有妇女参加过的生产部门，方形成女职工在重工业部门逐年地增加的局面”（邓颖超，1991／1953）。


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及90年代以后重现性别行业分化，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述“去性别化”反向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当时的劳动部长在回顾劳动工作*的一年”时称：“全国各地的商业和服务业正在“以女代男”，全面调整社会劳动组织，以致某些地方劳动部门在工作汇报中称之为：“男子进工厂，妇女上柜房”的商店妇女化运动，98.3%的男子调出商业（参见《劳动》社论，1958）；在工业布局上，尽管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倾向，但为考虑妇女就业和地区性别平衡，还注意到轻重工业搭配，如国家在邯郸地区投资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吸收大量女性的纺织厂。


但是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1957—1980年间，女性劳动力被商业服务业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5%左右。因为当时强调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单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劳动力支援工业，另外补充女性劳动力；大量增人的单位应当主要补充妇女劳动力，然后由企业或系统内部进行调整（张琢琨，1958）。“先进门、后调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劳动力在重工业部门分布偏高的原因。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及其对妇女自身产生的影响呢？对于1958年*时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多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这是败笔了。


然而蒋永萍考虑到了国家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各方面影响，她认为，1958年在*背景下的就业政策对城市妇女就业的影响是，妇女就业规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妇女就业领域继续拓宽，但行业、职业间的平均分布为日后妇女就业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已被全社会确认，但过度的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概言之，国家使就业成为城市妇女的一种不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她同时认为，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蒋永萍，2001）。除了蒋永萍所说到的，我认为指出另外几点也十分必要。


（1）1958年以来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非市场配置即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与此同时，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


（2）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男女从未混合过，也就谈不上“平均分布”。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在工业生产上，女性虽然遍布各部门，但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如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提到进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妇女从事的14项工作基本是粗重且没有技术的“小工”，有的工地上，除少数技工外，绝大部分是妇女（张琢琨，1958）。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


（3）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在形成妇女较高程度的经济参与的同时，一个以妇女和农村劳动力为主要后备队的“蓄水池”机制也在同时形成。只不过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结构调整”，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带来了劳动力一度短缺，而在此之前，女性就业形势并不被看好。根据一些城市调查，城市闲散人员中妇女普遍占到90%。但劳动部门宣称，1956年中国已基本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1958年初，劳动部称城市多余劳力中，有过半数以上的女劳动力须动员她们安心从事家务劳动以减轻城市就业负担（田子进，1958），可见在劳动力不感到紧缺的时候，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并未被看作“伟大的人力资源”；这么多妇女“闲散”，也没有被认为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到了1958年，劳动部门开始感到当前仍然有千千万万个妇女“英雄无用武之地”，她们仍然过多地被束缚在繁重的家务事中（马文瑞，1958），甚至把鼓励城市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拔高到拔白旗，插红旗的政治高度。


*时期之所以对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特别热情，意识形态的原因当然不可忽视——妇女的被解放始终是宣传*成就和跃进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重要例证之一，但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经济因素：工业化给中国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出的难题是，如何解决工业需要的后备大军问题，以及用谁作后备军更合算的问题。在工业总产值翻几番的情况下，工业职工人数也将翻一番，甚至更多一点……工业方面要补充的大批劳动力，如不从城市妇女中挖掘潜力，就势必要从农村大量招工。但是，既然农业生产也正用得着更多的劳动力，以及避免过多增加城市人口和加重生活供应服务的负担，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尽可能地少从农村招工，尽可能地使用城市妇女劳动力（马文瑞，1958）。农民和妇女同为后备军，但是两相比较起来，使用城市妇女的国家代价要小些，必要时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妇女潜在“人力资源价值尽现，于是在“先城后乡”的原则下，城市妇女构成一级蓄水池，农民构成了二级蓄水池。


据当时报道，不少地方农村组成了随时待命的“野战军”，如山西五台县把农村的劳动力参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从各个农业社抽调15—25岁的青年男女1万人（妇女占20%）组成一支“野战军，随时准备供应国营、省营、专营工业企业所需劳动力；另抽调26—40岁壮年2万人（妇女占22%），组成一支“地方部队”，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其余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为农业部队专门进行农业生产。三者比例是1：2：7。如此组建后备军，堪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大创举，当时此经验还在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大力推广（长奇，1958；《前进》社论，1958《前进》（未署名），1958）。


紧接而来是经济收缩期的降临，*式的工业化受挫，蓄水池自该发挥它的排水效应了。1960年3月8日《人民日报》为鼓舞妇女斗志而发表的社论还宣称：*主席1955年提出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不需要很长时间将得到实现（《人民日报》社论，1960），下半年就开始了为缓解经济困难的三年大幅裁员，2000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则去。无论是招来还是挥去，农民和城市女性都首当其冲。精简对象第一就是1958年1月以后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其次是妇女。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就比1960年一下减少352.1万，减幅高达33.3%，比同期男职工下降比例高7.6个百分点（劳动部，1987）。集体所有制女工更是难逃一劫。以上海为例，当时市府就明确精简对象为：“对近几年来吸收的临时工、里弄工，本人生活有依靠的，动员他们退工回家从事家务或家庭副业”，因此上海市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从业人员一下从1962年的40万减至12万（*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99：221）。此外，还包括职工户口在农村的家属返乡、郊区农民“归队”、城里“五类分子下乡、黑户清理，等等。这些数据都未分性别，但精简的性别指向是很明显的。以南京市为例，1960年一年共清退5.96万人，其中，进城家属就有2万，是各类清理对象中人数最多的（南京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99：746）。


以上说明，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历来是有前提的：即“计划就业，统分统配”的体制，以及在这样的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机制中，女性扮演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力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


二、政治动员和理想性别分工模式


进入风云多变的20世纪60、70年代，无论妇女的劳动、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国家的动员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一）计划经济“统分统配”劳动政策的延续


20世纪60、70年代城镇用工是以往劳动力的“统分统配”政策的惯性延续。尽管*期间局部的调配机构一度陷于无政府状态。但*期间仍发生过几次政府对劳动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配的事件：大约1650万知识青年（其实是城市待业青年）被送往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400万人从农村被招工进城或到三线工矿就业，其中女性约占25%。


这种城乡大对流几乎没遇到多少阻抗，特别是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显示出强势政治动员手段在中国的非常时期还是非常有效的。这期间政府似乎对劳动力的性别结构没有明确的考虑和政策干预，特别是通过老职工子女顶退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难的政策，是女儿还是儿子顶替，只受家庭决策影响。对顶替而来的新职工，不论是否有合适的岗位，单位也只能照单全收。然而所有流动过程中性别的差异仍然存在，只是缺少分性别统计数字来说明。我们从一些现象中可以分析出这种差别，比如男知青有参军的渠道，女知青没有；工农兵学员中，女性也就占11%左右；到了70年代后，知青点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现象（刘小萌等，1995）……都可以说明男女知青流动机会的不均等。


（二）动员妇女模式的高度政治化


《人民日报》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个惯例，即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要发表有关妇女的社论（非常时期除外），我们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是年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下面将*前后不同年份有关社论题目列举如下（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谈的是维护妇女儿童自身权益问题——这是一个例外，其他年份的主题都是如何动员妇女，将妇女整合到当前的*之中
——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话语，因而，妇女解放被等同于妇女运动，而全部妇女运动目的也不外是一个动员妇女的过程。文化革命之前，这种动员模式已臻成熟。在*的两个非常时期：1967—1973年，*风暴初起和*派*的关键时期；1975—1976年，各派政治势力此长彼消、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的阶段，“妇女运动出现中断，“继续革命”主题压倒一切，阶级分野问题代替了性别问题，所有有关妇女的“解放话语”一概让位于“无产阶级*”理论。这与历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附属地位是相契合的，正如*所说：“只有阶级的解放，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977／1932），到了政治的关键时刻，妇女运动自然而然遁出主流。如在*中*停刊的全国妇联机关杂志《中国妇女》，在苦苦支撑的1966年中，该杂志除了转载两报一刊社论和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已无法涉及任何女性话题。全国妇联在那一年除了紧跟中央搞大批判外，还发出了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推”出的学大寨、学大庆、学王杰、焦裕禄、刘英俊、3211钻井队、蔡永祥、彭秀华等学习通知7个，均与性别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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