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盛镭 知青专题研究 2024年07月06日 10:09 黑龙江
【摘要】有关“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的提出和解决，各路媒体和网络上呈现不同的报道和主体认定，以及不同的人物故事。经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调查，对于究竟是谁提出“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的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不同类别的五种说法，一是国家机关知青干部之说；二是湖南知青萧芸之说；三是人大代表关肃霜之说；四是人大代表杨葆焜之说；五是政府部门之说，等等。这些说法虽来源不同，但都有一定的信息支撑、文献印证或相关文件举证，即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性。通过综合分析，指出：这一议题的提出以及最后解决，是在改革开放以及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大背景下，通过返城的知青精英、知青职工的信访，社会知名人士提议、政府部门调研筹划，以及各种力量汇合的社会集聚效应所致。
【关键词】插队知青工龄计算 机关知青干部 萧芸 关肃霜 杨葆焜 劳动人事部
引言
关于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按照我国原有的工资福利制度，工龄长短对于评定工资等级及享受分房福利待遇等至关重要。1977年9月3日，国家劳动总局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明确指出“上山下乡插队和插场知识青年，经招收当国家职工，插队和插场期间不计算为工作年限”。这就把大量插队、插场回城就业的知青排斥在工资调整范围之外，引起许多回城就业知青的强烈不满。以后，每遇机关企业调整工资，就有大批知青上书、*，要求纠正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不公正局面。每届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也都有这方面的提案要求处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对此很重视。[1] 据文献调查，政府有关部门通过1978、1979、1980、1981、1982、1983年的政策逐年微改进，终于在1985年6月28日明确插队知青同国营农场（兵团）的知青一样，工龄从他们下乡的时间开始计算。
有关“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的提出与解决，各类媒体和网络上都有不同的报道和主体认定，以及不同的人物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是谁较早提出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的，经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调查，归结起来主要有不同类别的五种说法。这些说法虽来源不同，但都有一定的信息支撑、文献印证或相关文件举证，即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性。
1 来自知青的诉求
知青大返城后，一些病退、困退和回城就业工作的知青因工龄问题纷纷*和上书，要求解决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省的一些插队知青反应较为强烈。 其中，有国家机关知青干部之说；湖南老知青萧芸之说，等等。
1.1 关于北京机关知青干部之说
1982年7月，北京市国家机关原插队知青联名写了封信[2]给国务院知青办，摘要如下：
国务院知青办：
我们以急切的心情向您反映关于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虽然在群众中广有议论，但一直悬而未决。在国家机关调整工资的前夕，不得不申诉我们的意见。
我们是1968年左右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978年前后陆续病退、困退回京。参加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工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同时下乡，从兵团、农场回来的知青都可以从下乡之曰起计算工龄，唯独插队回来的需要从零开始，好像这10年都白干了。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合理。
……
首先，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由于没有工龄，不仅工资级别低，而且看病（病假扣工资）、住房（凭工龄分房）、调级（没有工龄难于和别人竞争）、子女入托等等切身利益问题都受到严重影响。
……
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现在国家机关工作，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如果工龄问题不解决的话，恐怕就要失去这次难得的调资机会了。
一个人一生中能赶上几次调资呀？请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吧！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呼声，公正完满地解决这十年*的遗留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为祖国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等53个单位的92名原插队知青（署名略）
一九八二年七月
1.2 关于湖南知青萧芸之说
老知青萧芸在刊登于《江淮文史》2004年6月15日上的《“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叶小平整理）一文（截图见附录1）中写到：“1982年10月7日，我坐在家里的一条小*凳上，把一张粗糙的小方凳当桌子，把自己珍藏的稿纸找出来，一气呵成，写下了一份为知青要工龄的报告。因为报告的末尾有“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的字样，后来就被叫做‘知青福音书’”。[3] 萧芸报告的摘要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理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1982.10.7.
作者黄海在刊登于《文史天地》2005年第8期上的《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一文中写到：萧芸文才很好，写完后她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去，改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后把信寄了出去。此件被藏存在湖南省档案馆8368号卷。[4]
2 人大代表的提案
人大代表对于“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提出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有文献记载的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和第六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教育学家杨葆焜。
2.1 关于人大代表关肃霜之说
作者朱运宽在在刊登于《版纳》2007年第2期上的《关肃霜为千万插队知青“请命”》一文中阐述：
1972年，关肃霜到景颇山去体验生活，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插青”。她关心爱护他们，与其中的几位成了忘年交。“*”结束后，“插青”们纷纷返城，但因为没有相关的政策，他们的工龄乃至相应的福利都受到了影响。1984年春，关肃霜作为全国第六届人民代表，要去北京开人代会。这时，当时的“插队知青”之一，一位名叫朱运宽的同志找到她，对她说：“关老师，如果你去提交一个人民代表的提案，将有1700万人感谢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会有那么多人感谢我?” 关肃霜问。朱运宽回答说：“就是‘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因为知青到乡下劳动的几年不能做为工龄计算。这样，这1千多万‘插青’在调工资、晋级、分房、升学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关肃霜听完此话，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只见她左手握拳右手拍了一下肚子然后向外一指（完全是台上的一个亮相），掷地有声地说道：“你就照刚才说的给我写，我到北京去给你们知青请命”。关肃霜说到做到，在全国人代会上当她宣读了朱运宽起草的这个提案（2000字）后，会场上引起大的反响，很多代表抱着对青年人负责的态度，对这个提案（后被云南省随团会议秘书缩至600字）作了附议。两个月以后，朱运宽又来到关肃霜的家，这时关肃霜给他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厅的复函，上面写着：“关肃霜等委员，你们关于下乡知青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的提案，我们已收到。我们提出了处理意见，已交全国劳动人事部处理。”然而，在人代会上为知青请命的关肃霜却从未向人们炫耀过此事。[5][9]
2.2 关于人大代表杨葆焜之说
老知青萧远于1980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其导师是全国六届人大代表杨葆焜教授。他为导师杨葆焜拟的三个议案，其中两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纳，一个被正式列入人大重要议案文件集。他在刊登于《南方周末》2022年7月14日的《我为杨葆焜先生所拟的三个议案》一文（部分截图见附录4）中阐述：
第二年（1984年）又要开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杨老师就说，萧远啊，你上次拟的议案很好啊，这次再给我拟一个。当时提议案这个事情呢，很多代表第二次开会都有经验了，凡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问题，提了很多的议案。当时我留在华中师大任教了，华师分房子要按综合评分，除了职称是多少分，然后计算工龄是多少分。结果一算工龄啊，我比那些小青工的工龄还短，因为我上山下乡的六年，不算工龄，只有上大学以后，读书参加工作，才开始计算工龄，这样算起来我的工龄就太短了！所以我这个提案就有点私心了，就是说分房子，上山下乡不算工龄，我就可能分不到房子，太吃亏了！于是呢，我就拟了一个议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初稿写完后，我还请王在平进行了修改，我们当时都住在华师的“夹皮沟”，既是近邻又是好友，也是老知青。王在平很认真地作了修改，特别提出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属于国家统一分配，所以如果分配到农场、兵团的知青计算了工龄，而分配到乡村插队的却不算工龄，就会在同龄人中造成极大的不公平，既然是一次统一分配，当然都应该算工龄！王在平的修改特别把统一分配这个概念提出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应该算工龄的论点、论据就完整了。这个议案一拿到会上，附议的人非常多，想想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搅动了千家万户，许多代表即使自己没有子女也有亲戚朋友是知青，这个议案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杨老师一念完，代表们纷纷附议，结果又成为正式议案被通过了。[6]
3 关于政府部门之说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解决知青问题提供了宏观决策思路及基本原则。各地根据这些思路及原则，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知青问题。[7]从1978年开始，各级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较圆满地逐步解决了知青子女入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考虑到工龄计算问题涉及广，情况复杂，唯恐引起连锁反应，政府对这个问题未敢断然处置，而是循序渐进，审慎处之。[2] 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在解决“知青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关的政策变化和文件发布进展如下：
——1978年，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临时工退休和病退、困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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