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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研究室 张 化
知青话题之所以热度不减,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上千万知青的大多数已经退出工作岗位,不少知青热心人开始自发地组织各种活动;二是许多70后、80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根据他们掌握的知识对这段历史加以解读,加入到谈论知青上山下乡的队伍中来。社会上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多了,当然是好事,但是,也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
知青研究不同于知青个人回忆、知青联谊活动
知青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陆续出版了不少专著。近几年出版较多的是各种知青回忆录,特别是以地域为特点的知青回忆录、口述资料集和知青史料集,比如:上海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在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资料选编》;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知青记忆》;山东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杭州市图书馆策划的《迁徙的人生》(“口述历史民间记忆资料库”之一);还有《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主要反映“*”期间从北京、上海、四川等城市下放到云南的知青的生活和变化,等等。应该说,对这些史料的发掘、整理,使知青上山下乡的史料来源得到进一步扩充,知青史料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回忆文章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提供了历史现场气氛、当事人的现场感受以及人们了解甚少的方面。特别是分地区对知青上山下乡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相同背景下不同地区的知青群体展开研究,得出更加具体的结论。比如:对下放到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地广人稀地区的边疆兵团知青,下放到陕北、内蒙等贫困地区的插队知青,下放到地少人多的本省插队知青,分别进行研究,对不同地区知青作用的发挥可能会得出不同评价。再比如,《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一书作者连续数年研究云南知青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书中写到,在众多动员知青下放的城市中,上海把送下去的知青当作孩子一样呵护,跟踪知青下放的每一个村寨,并向上海知青所到地区提供物资援助。这是同类书籍中较少写到的内容,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上海各级政府对下乡知青的关心。 在出版知青回忆录、知青专题资料集的同时,一些地方还搞起了知青刊物和知青联谊活动。上海东北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办的《黑土情》,北京市主办的《北京知青诗刊》,是影响较大的知青刊物。此外,由知青主办或支持办起来的知青博物馆、知青墙、知青广场、知青公寓、知青义演、海外知青协会等,也在各地陆续出现。由于上山下乡涉及上千万人,又发生在这批知青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段,所以有这段经历的人一般都有知青情结,愿意谈论、回忆这段历史,出现“知青热”是正常的。 不过,就知青研究而言,研究需要冷静、客观,这是知青研究不同于知青个人回忆、也不同于知青联谊活动的地方。引人注意的是,现在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评价上,一些文章明显带有个人感受、个人情绪的影响。“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是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更有甚者,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旷世的灾难。与此相反,有人则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提出要把12月22日*发出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这一天定为“中国知青文化节”。不论上述哪一种评价,从历史研究角度讲都是站不住的。因为个人的经历和感情不是历史研究。再者,知青个人的回忆文章固然具有史料价值,但具体到每一篇回忆录是否具备研究所需要的客观性、典型性和社会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毕竟,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长达二十多年、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事件开展研究,既需要微观研究作基础,也离不开宏观研究作支撑。 所以,在不少地方的知青文化研究会、知青协会等把知青回忆录、知青诗刊、知青联谊活动搞得“热”度较高时,如何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谈到知青研究,还是要把整体性的知青研究与知青个体、知青联谊活动区分开来。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需要的不是“热”,恰恰是“冷”。
把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区分开来
知青、知青运动是社会上不加区分、经常使用的词汇。在一些知青座谈会上,讲到知青,有人会联系到参加*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旅法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知青、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等等。其实,只要进入知青上山下乡这一范围,知青就有它特定的内涵,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而不是泛指青年学生,更不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参加革命、追求光明的知识青年。 知青运动,也是人们不大注意、使用率较高的词汇。如上面讲到的,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对于“*”这场运动都否定了,在“*”中形成高潮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怎么能说是“伟大的丰碑”呢?对于长达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现象,是需要分阶段加以定性、评价的。“*”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响应政府号召,是与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开发边疆、建设农村的举措联系在一起的。“*”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并成为“*”这场*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给国家、社会、知青个人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要给予否定的。“*”结束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收尾阶段。 把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区分开来,有利于我们分阶段地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这一事件进行研究。具体讲,在我们对“*”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予以否定时,对于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出现的原因要加以客观分析,不能混为一谈,不要苛求前人。对于“*”结束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也要注意到其范围在逐步缩小,而不沿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提法。总之,这是一段几经变化、比较复杂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最好不要根据自己有过的一段经历就简单地下结论,而应注意到不同阶段的变化。另外,把知青与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区分开来,也有利于我们对知青精神进行研究并加以概括,同时,对知青群体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作出分析和评价。
应全面评价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进入“后知青时代”,社会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影响,或者说,知青上山下乡对当代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知青的下一代、下几代会产生什么历史影响?引人注意的是,近几年少数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有“升温”趋势。主要是一些70后、80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他们根据当前社会发生的变化对这段历史加以解读,把当代青年需要深入社会实践,经受实际锻炼,增强社会经验,与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混为一谈了。**召开后,一些年轻人注意到,在省、部级至中央的领导干部中,不少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经过对部一级领导干部个人经历的统计,现任正省、部级领导中有45人有知青经历。有些年轻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很重要,因为一大批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是从知青中成长起来的呀!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说明知青上山下乡对一代青年是难得的锻炼。一批有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的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知青一代”不仅在影响着当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未来。这些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涉及到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评价,这些看法是否全面,却需要考虑。1950年代后出生的那代人走上历史舞台,是新老交替的必然规律。但“历史舞台”是广义的,包括各个岗位,不仅是高级领导岗位。在知青这批人中,能考上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人毕竟是少数。在这些人中,后来到了省、部级以上领导岗位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知青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加上文化基础差,而错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批人中的许多人刚到五十岁就退休了。从大多数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人。我们不否认,这批知青中的佼佼者走上高级领导岗位,他们有过的知青经历,可能使他们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与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为有上山下乡经历,而去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把一些概念混淆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谈到年轻人需要深入社会,经受社会实践的磨练时,最好把这个问题与有着特定含义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区分开来,肯定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受到的锻炼,并不意味着要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现在,一些人由于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不大清楚,不了解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一些不实之词就被拔高了。 说到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知青精神及知青的奋斗业绩。对于知青精神,大家有不同的概括,认识比较一致的是,对一大批知青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经历,以及体现出的为国分忧、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的精神,是给予肯定的。在我国历史的曲折发展中,不管出现过怎样的问题和失误,这种知青精神不仅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相信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具有影响。
(社会科学报 1396期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