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生
返城，三十四年前我的人生转折点，现在想来还是那么历历在目。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
寒风凛冽，天气特别寒冷。我们上调知青要求回家的队伍，在外滩市政府门口，要求彭市长接见。被拒绝后，知青们沿着南京东路向西缓缓的行进，“邓小平我们心中的月亮”“邓伯伯掌权我们放心”的横幅被我们高高的举起，排在队伍的前面，仿佛我们在为这位伟人的复出，鸣锣开道，南京东路两旁的商店，如食品一店，中百一店都拉下了像蛛网般的卷帘门，里面站满了营业员，朝我们的队伍注视，又仿佛怕我们会冲进商店将里面货品洗劫一空。我跟在举着云南牌子的队伍后面，慢慢的朝前走去。
我们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时，对要求市长接见还抱着一丝希望，于是一位背着*书包的女知青，跑向马路中央，敏捷的沿着警察岗亭的铁梯，爬上了高高的岗亭，她用岗亭的电话拨打了市政府，要求接见，却又一次被拒绝。
岗亭下围着的知青要求回家的情绪被彻底激怒了，大家高喊：“卧铁轨——-”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西藏北路向共和新路旱桥铁道口走去，迎面而来的是68届中专技校上山下乡的队伍，两支队伍相遇，汇溶在一起，像一股洪流奔向了旱桥。
下午四时左右，几千人的队伍已经坐在了铁轨上，老北站的火车进出全面停止，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知青和一些知青父母、兄弟姐妹络绎不绝地赶来声援，整个铁轨上都在叙诉着对*政策上的不满，以及知青在边疆的苦难。
夜色笼罩、寒风刺骨、但知青们的情绪十分亢奋。
晚上八九点，市政府来人宣佈：彭冲市长同意接见，希望组织者把队伍拉出铁路道口，这时情绪激动的知青，已经失去了控制，组织者已无力让各地的“乌合之众”统一在一个相同的观点上。他们以为，坐在铁轨上，不同意返城就誓不罢休，他们以为革命即将成功，政府面对知青的诉求，将会宣佈明天就可以回家——-。组织者在三规劝，而坐在铁轨上的知青反而各自围坐成一个个团队，坚持着*就会成功的观点。我也和他们默默地坐在一起，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几位老人，他们也在为自己没有回家的子女，在寒风中静静的坐着，静静的等待着儿女能回家的佳音。
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
午间已过，进入晨夜，由于寒冷和睡意，使本来很热闹的人群，减少了许多。也许有不少人胆却。我本想回去添加些衣服，但是怕回去后母亲知道，就不能再回到现场了。
凌晨三四点，政府终于采取了措施，大约有六仟多个戴着袖章的纠察，黑压压的冲过来，对我们进行驱赶，说是驱赶，总是有些野蛮，皮带和掍棒把我们和一些知青的父母赶出了铁轨道口。
淸晨，马路上不断有放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电线杆上贴满了中央的通知，对这次集会，定性为非法。
（但以后，也只是对组织者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应当说当时的中央对知青的诉求，已经有了很大的宽容和理解）
有些知青说的对，知青返城并不是某个知青团队的单独贡献，而是整个知青的合力。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早晨，母亲买了菜回来，又悄悄地哭泣了，因为今天我将离开上海回边疆了。母亲因为思念我，常常流泪，从而患上了眼疾。弟弟也常常说：“哥，你回来吧，爸妈身体不好，陪他们看病也可以有个帮手。我安慰着母亲：回去后我一定会回来。下午我和其它三个知青，在父母泪水的送别中离开了上海。我们四个知青，我工作环境较好，在思茅城里，其余三个都分佈在遥远的澜沧江边和西盟的阿佤山中。其实所谓的上调，只是有了一份工资而已，其它的生活比插队还艰苦。知青阿唐分工在澜沧县文东公社的桃子树村默默的教书。逢休息天，想和上海的知青老乡见个面要走上五个小时。平时托人去上允买棵卷心菜，要花费五元钱。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元钱呢。寂寞的精神枷锁，使他常常独自望着连绵不断的群山发呆。在这个荒落的小山村里，陪伴着滚滚心江水整整生活了九年。
探亲回疆，路程的艰辛不堪回首。火车，汽车，紧急着就是马帮的铃声——-。想到这些，我们几个都发出沉重的叹息！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今天我离开了昆明，路程要三天。沿途下去一路上都有农场知青返城的车子。知青都高高的坐在堆滿木板或傢俱行李的车上。迎面相遇而过时，他们不断向我们客车招手和狂叫。这使我激动不已，我们也要回家。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今夜是个令人心奋的日子，地委书记张文英和副书记张登祥在我们的包围和诉求下，两人碰头开了个“常委会“，过了一会儿，请我们进了地委礼堂宣布：在思茅地区工作的上调知青，因家庭有困难的，经本人提出申请退职，可以批准回家。但是前提是不能回来复职。其政策的依据是1958年的国务院职工退职条例第二条。我们知青听后，爆发了雷鸣般掌声。我回头一看，这几天连续不断来地委*的几十个知青、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几百个知青发出的共鸣。
我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走出礼堂时，望着遥远的星空，我轻轻的自语，母亲，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今日，我办完了所有回家的手续，这是我们和思茅地区领导的一厢情愿。上海市政府还没同意呢。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说：“儿呀，你回来吧，家里有吃的，就有你吃的。”
我也向在边疆大山里做老师的几个知青寄了几封信，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但愿飞鸿传书，能够解脱他们在大山中的苦难。
过几天，我要离开云南了，有十几个知青赶来送我，我们屈指一数，从1969年3月2号，整整十年啊。1969年的3月2号是我踏上人生的起步。1979年的3月2号，又是我人生的转折，在我的人生中，3月2号永远是我刻骨铭记的日子。
写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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