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南疆纪事》
——作者:杨宗祥
第十篇 新农场时代
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这厢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扎根”,那边厢这“扎根”的堤坝其实已然处于崩溃的前夜。
一个堤坝,倘若筑得结实无缝,有正常的泄洪渠道,一般是不会决堤的。但若是不修泄洪渠道,甚至大开不正常的缝隙,那决堤迟早就是肯定无疑的了。
知青上山下乡,没有明确的年限规定,能否不去或能否回城,既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普适的正常渠道,各地区各时期的政策是不一的。
同样是老三届,据说北京上海就有个别人先安排了参军、招工,然后才把多数人全部赶了下去,或下乡插队,或支边到农场兵团,无一幸免。同样是新三届,重庆就有一个特殊群体“超龄生”(66年及以后小学毕业,53年4月12号以前出生的),竟然就可以清一色地在城市安排工作,不下农村。当时我们都嘲笑,说这个政策的制定者,肯定和蒋该死(介石)有关系,居然把时间节点定在了“4.12”!个中原因,绝对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同样是响应伟大领袖“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71年以前是只有插队支边两条路“一片红”,无一例外。71年以后就开始有了在职和复职干部子女“特招(参军、招工)”的后门,然后内地插队知青有了“顶替”(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招工)、“病退”、“特困”等招工回城途径,再后来有了“三留一”和“独子”等豁免政策,还有了“工农兵推荐上学读书”的机会。
有了“特招”、“参军”、“顶替”、“病退”、“特困”和“工农兵读大学”等返城的特殊“缝隙”之后,有老干部权势背景的家庭,父母一旦复位,就立即可以各种名目“开后门”,将子女参军的参军,上学的上学,招工的招工,提干的提干。
而一般知青也纷纷开始削尖脑袋想尽办法,意欲抢占这难得一遇的回城机会。此时,原来不被知青们仰视的农场农村干部们的地位就陡然“崇高”了起来。为了争夺这些可以决定知青们命运的干部们的支持,为此知青们开始使出了各种手段。在内地,知青们在回城探亲时请农村干部到城市过年,好吃好喝地像菩萨般的供着;在探亲返乡时给大小农村干部送钱送礼;在乡下,男知青极力讨好干部,女知青在干部面前卖俏……等等一时蔚然成风。一个大规模的行贿受贿、贪财贪色的腐败之风就这样从农场农村干部中滋生漫延开来。也有个别家贫无财的另辟蹊径者,暗中掌握证据并扬言举报队里“瞒产私分”相威胁,或天天在队长书记门前磨刀霍霍扬言杀人相威胁,企图胁迫干部以夺取回城机会。社会上后来出现的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干部贪腐,也许就是从这时开端。
在边疆的兵团和农场时期,一般知青是没有“顶替”或“病退”机会回城的,官方的理由就是,支边知青是在国营农场拿工资的职工,不能享受内地知青回城的待遇。但扎根边疆的蚁穴,首先还是被有北京大院*背景的北京知青打开了。在我们一团十营,先是二连一个北京知青被突然来自中央某部门的一纸调令调离了,然后是一个后来的著名导演陈某突然以打篮球的名义参军了,再接着好几个北京知青也不知踪影的离开了。北京知青是兵团以各种名义调离边疆最多的群体,稍微有点背景的,都很快走路了。留下的,不是父母尚还在牛棚之中未获解放(如钟阿城),就是一般工农子弟或小职员没有大背景的。接下来“拔根”边疆的,是一些有官场背景的昆明“伙子”。他们的父母虽然不算多大的干部,但毕竟是来自省城,借助地利关系,调离边疆似乎也不算太难,所以,昆明知青调走的,仅次于北京知青。咱们“小四川”,也有少数人在来兵团一年内被“病”退了,这消息很隐秘,没有几个人知道,人都走路了我们才得知。其实他们好几个人我还很熟悉,那身体远比我强壮多了,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探听到的消息,用了什么技巧,居然成功的“病”回了家乡,让我们好是羡慕。
转眼到了七三到七五年间,没有背景但和连营干部关系好的个别知青也抓到了机会,先是昆明司法部门来咱们兵团招收公安兵狱警,后是昆明军区来兵团征兵,再后来就有了“工农兵学员”读书的机会。除工农兵学生假巴意思的走了走群众推荐的形式外,其他都是领导一句话就定调了事。广大知青虽然心痒痒的,但也打不出喷嚏,只能暗地里羡慕嫉妒而已。
一般知青虽然不能以正常合法的渠道调离农场,但从此“扎根边疆”的蚁穴已然打开,再也无法合拢了。一些家里有办法的知青开始悄悄运作,有借助家里在物资调配方面的权力,为农场调来计划外买不到的汽车、拖拉机、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换取知青回城机会,(我有个朋友就是用一辆汽车的指标调回了重庆)。也有知青利用农村里掌权干部的权力,先把自己调回内地农村,再曲线回城工作。许多上海女知青竟然以婚姻为筹码,先调到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区县或农村,再徐图调回上海。总之,“扎根”的根已然松动了,历史再也回不去了。
给知青们带来最大冲击的是*主席的逝世和*被粉碎。尽管在*悼念会上,不少知青们都哭个了稀里哗啦,但事后他们还是隐隐的感觉到,中国的春天要来了,知青们的春天也快到了。他们开始期盼,期盼着可能为他们带来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