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孙建东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3-08-19 00:00 发表于上海
1969年3月8日，十七岁的我随着一千多名和我同样命运的知识青年登上火车，离开了故乡上海赴云南插队落户。在昆明休整了几天，又经过五天的解放牌货车的颠簸,再换乘拖拉机,最后坐着马车来到了目的地——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公社曼洪大队曼洪生产队。那一天是1969年3月24日。
从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突然一下子来到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寨当农民，这种反差是巨大的，衣食住行和气候上不习惯，繁重的强体力劳动看不到前途的思想压力，还有因水土不服而引起的皮肤过敏等病痛，使得很多知青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但对于从小酷爱艺术的我来说，置身于这样一个完全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这种新鲜的感觉和想画画的冲动，很快压过了种种烦恼。
平心而论，曼洪并不是西双版纳风景最好的寨子，但那青翠欲滴的凤尾竹林，菩提树，还有身穿筒裙头裹毛巾的傣族少女，使我感到到处都是画人的好题材。于是在劳动之余、田头地角，我运用简陋的工具画起了速写。这一画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插队早期我写给家中的几十封信中，几乎每封信都是附有插图的，这使牵挂着我的家人直观的了解了边疆的情况，感到了莫大的欣慰。这些略显幼稚的插图甚至在很多上海知青的家长之间被争相传阅，这可算是我最早期的插图作品了，其中有两张一直被我老母亲珍藏着，直到她逝世。
在曼洪，我经历了从挖地、补田埂、挑肥、梨田、栽秧、割稻、打谷子等整个农田劳动过程，这对于体质较弱的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曾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竹楼上，那年夏天，我在犁田时遭到了一条大拇指粗的大蚂蝗的袭击，脚趾丫受伤化脓，无法再下水田，队里照顾我和另一位知青一起跟一位叫岩将的老贫农一起去放牛。每天迎着朝阳，我们把队里的一百五、六十条黄牛赶到秧田边的一片小树林里让它们自己吃草，夕阳西下的时候再赶回牛圈，中间那段时间，我们三个各自分头把守在大田边不让牛群糟蹋了庄稼，就算完成任务了。那时我,头顶一个旧斗笠，脚蹬父亲送我的长统雨靴，身背一个行军水壶和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包内有一件塑料雨披，一个竹篾饭盒装着一坨糯米饭，这是我的午餐，剩下的便是我的最爱：一本自制的速写本，一支铅笔、一支钢笔和一支竹笛。安置好牛群，把塑料雨披铺在地上，这便是我的田地了。仰躺在地上，放眼望去，蓝天白云，心旷神怡，耳边响着叮当叮当的牛铃声，多么富有诗意。打开速写本，除了画牛，可画的东西太多了。近处，不知名的野花引来了许多色彩斑斓的蝴蝶、蜻蜓，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甲虫、蚂蚱、天牛、蛛蛛等与我做伴；远处，栽秧的傣族妇女的花筒裙与碧绿的秧田相映成趣，不时飘来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这一切,都被我尽收笔底。画乏了，站起身来唱唱革命老歌，吼上几声样板戏,惊得枝头的小鸟一阵乱飞。再换换口味，拿起笛子吹一段民歌小曲笛声悠扬，自得其乐。
版纳的雨季，阵雨往往不期而至，这时候赶快把雨披披到身上，听着噼噼啪啪的雨声，任思绪飞向千里之外的父母身边。一转眼雨过天晴，清新如洗的天空居然挂着三道彩虹，心情也就为之一爽。那是怎样的一幅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图画!那段经历是我在农村劳动的过程中最为幸福、最难以忘怀的时光。
慢慢地，曼洪有个会“典甭”(傣语画画)的知青的名声传出来了，在队不到两年，先是被公社借调去搞宣传，后来又被调到县文化馆当画工。是逆境中的不甘沉沦，是刻苦努力地画画让我提前离开了农村，从此可以干自己喜爱的事情了。在文化馆的那几年，我利用工作之便，走看了勐海县的各个公社，画的速写不计其数，创作作品也不断地参展发表，开始在云南画坛崭露头角。七七年我参加了*后首次高考，创作《十月的胜利》画就是版纳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粉碎“*“的情景，考卷被刊登在云南日报上。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以后，成为著名画家袁晓岑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离开勐海之后，我曾经自己篆刻了一对印章，印文为“家在浦江西畔”、“曾居版纳九年”，还有一方章为“版纳忆”，以此作为对版纳那段生活经历的纪念。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版纳，但心中却时常怀念着版纳的山水、花鸟和朋友们。当年我们养的小花狗“飞马”，花二元五角钱从山民手里买来的树獭猴，我曾驾驭着犁过田的大牯牛等，都会不时地闯入我的梦境。当然还有一起参加演出的县宣传队的战友们，我曾经帮助他们承担了从布景、幻灯、道具、化妆、伴唱到笛子伴奏等大量的工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忘不了象山那简朴的宿舍前参天古树下排练的快乐；忘不了布朗山上搭军车下山时几乎翻下悬崖的惊险；忘不了春节慰问勐混、打洛部队时指战员们的热情；更忘不了南糯山石头寨的僾伲风情和那棵如今已经作古的大茶树王。
2004年春节过后，我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回了一趟我魂牵梦绕的曼洪寨子。当年的民兵队长岩嫩和岩光如今已是60多岁的老人，当他们老远看见我，脱口就用带着浓浓傣味的汉话喊出我的名字时，我百感交集。我们曾经住过的竹楼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当年亲手挖的水井被村民们保留下来了，井口还砌上了水泥的井沿。村寨变样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姑娘们身上的筒裙更漂亮了，唯有鱼塘边那棵饱经风霜的大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在微风中伸开臂膀，欢迎我这个分别了三十五年的老朋友。
长期的艺术实践，使我确立了自己以版纳吉祥鸟孔雀和版纳少数民族为主要表现题材，兼攻其它花鸟、人物、走兽的创作方向，作品既清新洒脱，又苍润厚重，画路宽广、雅俗共赏，有着浓郁的民族风味，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喜爱，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学问是水，艺术是船，水涨则船高。没有学问之水的承载，艺术之船是难以远航的。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的长期教学生涯中，更滋养了我的艺术生命，将传统的线描与西方的素描相结合，并借鉴水彩、水粉的一些绘画技巧，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人物画以线为骨、以笔墨造型为主，同时揉进素描表现明暗关系的方法，将人物的面部刻画得细致入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最能揭示人的心理活动。因此注重眼睛的变化与人体其他部位的变化相适应，使人物的眼神既自然又让人难忘，来表现其内心深处的声音。例：在《版纳孔雀乐》画中，少女双手捧着银罐喂孔雀的生动画面表现出栩栩如生；在《朝圣的人们》中，合十的双手表现出藏族同胞的宗教虔诚；在《撒尼牧羊曲》中，舞动的双手表现了少女放羊归来的喜悦心情；在《饮中八仙图》《天女散花》中，动作各异的手势分别代表了人物的不同性格。这种表现手法看似简单，实际很难，既需要具备超强的观察能力，又需要独特的造型能力。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还在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积淀了古诗词方面的修养。以书法笔意作画，在画作上题款，题识内容多出自唐诗宋词。在中国画创作中，诗情画意不可少，此是中国画的灵魂。例：《绿乡情影》《傣乡欢舞》《怒水谣》《留守》《秀逸竞丽图》《吉祥傣乡欢乐多》等画作中，画名既要含蓄文雅，才能表达出诗情又揭示了画意。
2017年，受北京天安门管理委员会之托，特为量身定制的《吉祥春光耀神州》陈列在天安门城楼里。以云南特有的珍稀绿、藍、白孔雀为主题，配以山茶、紫藤、迎春花、杜鹃和水仙花等花木，又以山石、溪水衬托，使得整幅画富丽堂皇而又不失高贵典雅。画中孔雀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把云南特有的动植物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一片大好春光展现在人们眼前。
日前，当年为勐海插兄的毛祖德君送我一方印章，印文为“同是佛海学经人”，颇有意味。勐海古称“佛海”，此印便有了双重意义。如果说，我在美术创作和教学的道路上能“终成正果”的话，离不开在勐海九年的生活磨砺和积累。艺途漫漫，神奇、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土，是我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将继续用我的画笔讴歌版纳这片热土，愿其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永远幸福安康。（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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