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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22-03-24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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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年知青生涯里的“第一次”


也许是人老了，怀旧之情悠然而生。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海南兵团插队。前几年几乎每年都跟随一些曾经一起共事的农友们回农场看看。当看到农场近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农场插队的情景。因此，在空余时间，戴起老花镜，用笨拙的手指敲击电脑键盘，想将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记录下来。如何写起呢？就从我的知青生涯中几个“第一次”开始吧。

第一次远离父母

1969年末，我父亲经过将近两年的批斗审查，最后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甘肃省革委会专案组要将他下放到天水地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村插队劳动改造。为了照顾父亲，正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强烈要求提前“毕业”，带着我5岁的妹妹陪同父亲调到张家川水电局工作。这时在兰州只剩下15岁的我和13岁的弟弟，为此，父母都非常不放心。碰巧，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林彪发出第一号战备令，要求有关大城市进行居民大疏散，当时的兰州市作为国家的石油化工基地，也在其一。借此机会，母亲连忙与远在广东的亲戚联系，很快，在顺德县北滘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九舅母接纳了我和弟弟。

在1969年寒冬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一家五口默默地背着各自的行李，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兰州。我们先送父母亲到张家川报到，安顿好后，母亲就请假送我们兄弟二人到广东投亲靠友。这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直到1979年，我从海南调回广西大学工作，才与父母团聚，期间隔了整整十年。

1969年12月离开兰州时全家合影留念

第一次被人叫叔叔

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有一天我去火车上的锅炉房打开水，前面有一个小女孩正在装开水。当水满出来的时候，她因为双手都抓在水壶背带上，无法关水。急的她对着我大声喊：“叔叔，快帮我关水！”当时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才15岁，第一次被人叫叔叔。我红着脸，连忙帮她把水关上。回到座位，我告诉了母亲。母亲笑了笑，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说明你已经长大了，作为一名大人，你今后要*生活了，还要记住帮助带好弟弟。”

第一个报名赴海南

母亲将我和弟弟送到了顺德九舅母家，就遇到了1970年的元旦。这天，母亲带我们兄妹和表妹建红一起到广州探望大舅父。碰巧，四舅父家的表姐潘慧琳从海南屯昌的农场（只记得是兵团六师的）回广州探亲，也来大舅父家。那天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绿军裤，一身标准的兵团战士的打扮，带着一脸的微笑，向我们叙述着她在兵团插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也被她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母亲悄悄地对我说：“你看你表姐现在的工作多好，你不是想当兵吗？建设兵团也是部队管理的，将来你毕业了也去兵团工作”。没想到，这句话在后来真的就应验了。

1971年9月，我在顺德北滘中学高中毕业了，刚好碰上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来珠三角地区招收职工。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三天两头到我家，动员我报名，但每次都被我九舅母以我的父母不在身边而拒绝。可是我父母对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安排太过上心了，两人专门请了假，带着我妹妹急急忙忙就赶来了顺德。这下可好了，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就逮着我父母不放，反复进行动员。说什么：你们都是革命干部，应该积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但她们不知道，直到这个时候，我父亲还顶着“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漏网右派”、“里通港台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在农村插队劳动改造呢！

不知是因为架不住居委会大妈们的游说？还是因为要效仿我表姐的榜样？我母亲最终还是答应让我报名去海南了。但前提条件是：将来我弟弟毕业一定要安排在工厂，另外将我妹妹的户口从甘肃迁来顺德。为了使我能够顺利报名去海南，北滘街道的领导就爽快的答应了。这样，我就成为学校第一个报名去海南的学生。在我的影响下，另外三位同班同学也先后报了名，但他们作为第二批，被分配到海南澄迈的红光农场，即兵团五师九团。

1971年我（后左二）插队前夕，我家与九舅父家的合影

不久，我就收到了北滘公社武装部发出的《光荣入伍通知书》。1971年10月4日，一早我背着背包，由九舅父陪同到公社武装部报到，与各位领导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后，我们走出武装部，只见道路两旁挤满了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街道的领导给我们每个奔赴海南插队的知青的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哭泣，回头一看，是九舅母。她含着眼泪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抽空常写信回家。说完她连忙转身走了，看着九舅母的背影，我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们的队伍朝着汽车走去，在道路两旁的欢送队伍里我看见弟弟担任北滘中学的鼓手，他双手使劲挥舞着鼓槌拼命敲打。又听到妹妹和表妹在北滘小学的队伍里大声喊：“大哥！大哥！”“大表哥！大表哥！”，在北滘中学的门口还看见小表弟在保姆的怀抱里朝着我不停地摇着小红旗。我一路走一路哭，受到我的情绪影响，队伍里也有不少人哭了。领队的街道领导急忙跑到我身边对我说：“上山下乡是光荣的事，应该高兴，不要哭了，影响不好”。但不管她怎么劝，我的眼泪就是止不住。到了汽车旁边，我被人拽上了汽车，车开了很长一段路，我的情绪才逐渐平复下来。在大良我们与其他公社的知青汇合，然后在傍晚随大队乘坐“花尾岛”（一种没有动力，被拖轮拖行的轮渡船）到广州，第二天再转乘“红卫轮”，赴位于海南儋县的兵团五师四团（西联农场），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

第一次下连队

到了农场后，我们被送到武装连驻地附近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一个星期后，学习班结束，我被分配到了一营三十八连（洛南分场洛南新点）。

下连队的那天，汽车载着我们在各个分场转悠，最后才到达洛南分场。其他连队的人，早早就等在那里，很快就把人接走了，只剩下我和分在同一个连队的尹贵成（顺德龙江的知青，比我还小一岁）。等了很久，才看见三个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匆匆赶来。经介绍，其中一位年长者是我们的连长，其他的一位是班长，一位是司务长。班长和司务长把我们的行李绑在自行车上先走了，剩下连长一手一个拉着我们，像带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拉着我们朝连队的方向走。刚开始我们兴致很高，对路边植物、连队的情况不断向连长提出问题，连长也详细地一一为我们解答。大家有说有笑地走了很长时间，越走越累，越走越荒凉，我们的步伐越来越沉重，心情越来越紧张。连长见状，就提议在路边休息一下。乘此机会，我们提出要方便一下，两人就跑进了草丛中。这时，尹贵成提出返回团部，要求另行分配连队，但我们这时连回去的路也不认识了，两人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跟着连长继续往前走，终于在一个山头上望到了我们的连队——山下两栋茅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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